一、生态与生产力的辩证共生

　　“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” 的论断，打破了 “环保与发展对立” 的固有认知。生态系统作为地球生命支持系统，其供给的清洁水源、新鲜空气、稳定气候等生态产品，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要素。当森林覆盖率提升 10%，周边农田的旱灾风险可降低 20%，这正是生态要素转化为农业生产力的直接体现。

　　现代生产力理论已将自然资本纳入核心生产要素范畴。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测算，全球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服务价值约 125-145 万亿美元，超过全球 GDP 总和。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能减少污染治理成本，更能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，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二、生态改善驱动生产力跃升的实践样本

　　浙江 “千万工程” 堪称生态生产力的典范。通过整治农村环境、修复河道生态，该省将昔日的 “脏乱差” 村庄转化为乡村旅游目的地。2024 年，全省乡村旅游收入突破 3800 亿元，较工程实施前增长近 30 倍，生态优势成功转化为经济优势。

　　塞罕坝林场的蜕变同样具有说服力。三代人接力造林，使荒漠沙地变为百万亩林海，不仅固碳释氧调节气候，更带动了周边风电、生态研学等产业发展。据测算，林场森林资产总价值超 200 亿元，年生态服务价值达 150 亿元，形成 “林 - 电 - 游” 的绿色产业闭环。

三、生态生产力释放的现实挑战

　　当前生态与发展的协同仍面临结构性障碍。部分地区存在 “先破坏后治理” 的路径依赖，2023 年全国仍有 12% 的县级行政区存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策冲突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完善，导致 “护林者吃亏、污染者受益” 的现象时有发生，制约了生态生产力的充分释放。

　　产业转型阵痛也构成现实考验。高耗能行业绿色改造需巨额投入，如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每吨成本增加 150-200 元，短期内会压缩企业利润，但长期看却能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话语权。

四、激活生态生产力的路径选择

　　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关键突破点。福建三明市试点的 “林业碳汇交易”，让林木生长量转化为可交易的碳资产，2024 年全市碳汇交易总额突破 8 亿元，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经验。

　　技术创新是生态生产力的加速器。光伏治沙技术在内蒙古库布其沙漠的应用，既修复了沙地生态，又创造了每平方公里每年 1.2 亿元的发电收益。这种 “生态修复 + 产业发展” 的模式，展现了技术赋能生态生产力的巨大潜力。

　　制度保障体系亟待完善。建立生态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、推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离任审计制度，能从根本上扭转 “重 GDP 轻生态” 的发展导向，让保护者获得合理回报，推动生态生产力持续增值。

　　从长江禁渔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，从碳中和目标到生物多样性公约，中国正在书写生态生产力的新时代答卷。当生态优势成为区域竞争的核心优势，绿色发展必将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。